杨连宁：苦大仇深的复制与粘贴

说到苦大仇深，谁都知道，如今的80/90/00/后们，给我们40/50/60/70/后们擦鞋、提鞋都不够格：我们当年是进小学识字就开始寻找敌人的：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

你也知道，我们当年的“仇恨入心要发芽”，是从“你爹不是你亲爹，你奶奶也不是你亲奶奶”的痛说家史开始的——对内有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叛、特、反、资”啥的，对外有“帝、修、反”啥的——谁敢不“天天讲、月月讲。年年讲阶级斗争”，那是会“吃二遍苦，受二茬罪，千百万人头落地”的！

1972年9月路过北京，我借宿在前门小胡同的小旅馆里。因为是国庆前夕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，我就被当了一回假想敌。

“就是他！”一声厉吼！半夜2点正酣睡间我被人推醒，手电照着我的脸：“就是他！”带上随身的提包，我被警察押去门房审问了快一个小时。其中半个小时，专门审讯我包里那把水果刀的来历。

事后我才悟出，为什么自己有了敌特嫌疑：我们业余宣传队巡演结束后从图们边境返乡，介绍信是图们林业局给开的——于是，我这个来自中朝边境的进京人员嫌疑也就大了——半夜被揪了起来审讯，回到床上仍惊魂未定。

看《动物世界》，你看到虎鲸把鲔鱼群合围成圆球状才好吃个满满嘴，对吧？你也看到狮子把角马群压缩得瑟瑟发抖，逃无可逃，对吧？没错，制造假想敌，就是对内凝聚士气，对外同仇敌忾的最简便的复制、粘贴方式。

恐惧是仇恨的源头，无知又是恐惧的起因——说到底，仇外是因为惧外，惧外是由于对国外一无所知——骆家辉就任驻华大使期间，之所以大大简化并放宽中国大陆的赴美签证，理由就是让更多中国人去美国看看，以消除隔阂与误解。

1980年代全国青联在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，有位作家习惯性地发言批判美帝国主义，就被刘亚洲接过话筒抢白了一次：“请问这位同志，你去过美国没有？”“没有？那好，我去过。我来告诉你，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！”

对呀！不但远在天边的帝修反你们都没去过，没感觉到人家伤害过你半根毫毛呀？即便身边那些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啥的，似乎也从未坑害过自己呀——譬如当过老红军的我老爹，年轻时扛过长工+短工，就常说雇主对他蛮不错嘛！

俗话说“冤有头，债有主”——谁都知道，“成年人的感受来自许多原因：婴儿期的经验，所接受的教育，经济压力，私人关系的成功与挫败。通常人们是否会对他人产生善意或敌意，端视于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成功或失败”（罗素语）。

这也就是说，每个苦大仇深的人，即便心存怨恨，大多也是被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的当权者伤害过，对吧？怎么就能舍近求远地被转移了目标，全都学会了隔山打牛，乃至漂洋过海地去打西半球——把仇恨全都宣泄给美帝呢？。

其实，隔山打牛，乃至漂洋过海发炮西半球的谜底，王小波早就看出来了：牛主没受伤害，不会找上门来，打牛者就比较安全——有人也想过报复一下身边伤害过自己的当官的，但太过无力，自己不够胆，就感觉不够安全。